写给劳教制度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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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作 / 光影
《小鬼头上的女人》电影海报

4月12日上午,曾金燕在 Twitter 上发出了一条推文:「如果有一个平台,让公众小额捐款购买『播放版权』以覆盖无资金支持经年制作的独立纪录片,获取网络即时公映,有没有可能?」

五分钟之后,一名推友回复她:「没有上帝,做了才知道有没有可能。」

第二天,她就在自己的博客「了了园」中公布了《小鬼头上的女人》「五一网络公映」的详细计划:以30元人民币一张的价格向全世界网友销售这部独立纪录片的门票,所有购票者都可以成为影片的「联合制片人」,而所得票款也将全额支付给导演本人,以覆盖其拍摄成本,并支持他继续创作。曾金燕将这次公映「门票」的销售目标定为人民币五万元。

「当时我提出这个销售目标时,内心还是很忐忑的。」她说。但令她没有想到的是,活动公布后的第二天(4月14日)就收到了一万一千多元的购票款。同时,谢贻卉导演也决定将刚刚制作完成的《大堡小劳教》加入这次「网络公映」,两部纪录片分别从历史和当下的角度,揭开了中国劳教制度的重重黑幕。

十天之内,这场「网络公映」就收到了超过五万元的购票款和收藏费。5月1日,这两部纪录片分别在 1908 书社和香港独立媒体放映,每一次观众都坐满全场。

这是一次成功的独立纪录片「网络公映」。但在曾金燕看来,它的成功并不是因为迅速达成了销售目标,「购票只是一个形式而已,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能够让每一个可能的观众都参与进来。大家都去拆墙,拆劳教所的墙、拆劳教制度的砖。每个人通过购票、留言或来信,让自己成为了一场社会运动中的核心,进而再去影响周边的人,这个过程本身就产生了巨大的能量。」

如果说这是一场将矛头直指劳教制度的社会运动,那么《小鬼头上的女人》和《大堡小劳教》这两部行动主义纪录片(Activist Documentary)则是写给劳教制度的墓志铭。

劳教的前世今生

劳教,全称劳动教养。它的依据是195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批准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项从前苏联引进的制度,其目的是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同年,劳教制度就在「反右」运动中派上用场:全国 55 万右派分子中,约有 48 万多人被送去劳动教养。

《大堡小劳教》就记述了这一时期四川省峨边县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内一群「小劳教」(未成年的被劳教者)的故事。

大堡山的林子(谢贻卉摄)

大堡山的林子(谢贻卉摄)

导演谢贻卉跟随曾经在峨边被劳教的曾伯炎老人,寻访了当年的「小劳教」、右派、医生、教硏组长和当地村民,通过亲历者的口述,呈现了大饥荒中的劳教惨案:为了学习苏联改造流浪儿童和问题少年的经验,四、五千名10岁到17岁的孩子,或因为一些小的过失,或因为父母被官方宣传所骗而被送往大堡进行劳动教养。这些孩子被迫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下进行高强度劳动,其中 2600 余位孩子在大饥荒中因为饥饿、疾病和虐待等原因而命丧大堡山。

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当时全国各地都在兴办劳教所和少年管教所,「小劳教」、「小右派」的现象在全国普遍存在。「很多孩子被抓走了,他们的父母都还不知道。而当有些父母得知子女被劳教的消息后,来劳教所要人,也没有一个能把孩子带走的。」谢贻卉说。

直到1979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之前,劳教都没有明确的期限,只有当「改造完成」之后才能获释。因此有些人被劳教长达20多年。而即使在相关规定出台后,重复多次劳教的情况仍常有发生。

《小鬼头上的女人》的主要讲述者刘华,就因为上访被先后劳教了三次。在辽宁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内,她和其他被劳教的女人们受尽了凌辱和折磨。「劳教所的警察跟我们说,地下住的是小鬼,地上住的是被劳教的女人。我们这些被劳教的女人说,地下的小鬼住的是地上的阳间,而我们住的是地下的阴间。我们就是住在小鬼头上的女人。」

辽宁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

辽宁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

仅读过五年书的刘华用偷藏的纸和笔记下了劳教所内每天发生的酷刑与黑幕:坐老虎凳、绑死人床、上大挂、关小号、用电棍电击阴道和乳房……「只要我活着走出来,我要就把写的这些东西带出来,把劳教所里面生活的所有的原生态带出来给世人给国人看。」刘华说。

2011年9月,她的《劳教日记》被同宿舍的王桂兰夹在阴道里带出。日记中提及的被劳教人员包括陆秀娟、朱桂芹、赵敏、王桂兰、梅秋玉、王玉萍、郝威、盖凤珍、李平、胡秀芬、曲华松,以及尚在羁押中的刘玉玲等人,导演杜斌将这些人的口述证词拍摄成了这部纪录片。

「因为我是一个人,要做一些人应该做的事情。」杜斌在阐述为什么要拍摄这部纪录片时说:「我无法忍受这些事情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我们是人,不是牲畜,不能想怎么折磨我们就怎么折磨我们。」

一堂公民教育课

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劳动教养既不属《刑法》规定的刑罚,又不属《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行政处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它基本上由公安机关自己申报、自己批准,严重违反了《立法法》中「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的条款。而《立法法》同时也规定,在没有正式法律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得授权国务院就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先行制定行政法规。

曾金燕(Frederic J. Brown/AFP)

曾金燕(Frederic J. Brown/AFP)

就是这样一个「非法之法」,在中国却「合法」的存在了长达五十多年。但现在铁板一块的劳教制度似乎正在松动,从去年的重庆村官任建宇案、「上访妈妈」唐慧案,到《人民日报》刊文称这个劳教已沦为地方官员「打击报复的工具」,再到今年四月《LENS·视觉》杂志有关「马三家」的报道和这两部关于劳教纪录片,废除劳教制度的呼声四起。

今年一月,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宣布,将在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今年内停止使用劳教制度。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在今年三月表示,有关中国劳教制度的改革方案年内有望出台。

「对于劳教制度能否废止,或是废止后又会有什么新的替代形式,这个我从不去揣测。」曾金燕说,「总而言之,我是悲观的。」但她同时也认为,公众的参与比之实际取得的效果更加重要,「从一开始我就很清楚,这是一场有着多元角度的社会运动:它是关于身体政治的运动、关于性别政治的运动,也是关于社会公正、司法公正的运动,同时还是关于独立纪录片的运动。它本身是一堂很好的公民教育课,而我永远乐观地看好我们每一个公民、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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